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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节前夕,国家宣布开放三孩政策,一石激起千层浪。鼓励生育成了新国策,但真正要推动生育,首先需要解决大众的育儿焦虑。育儿恐怕是70后、80后饭局上最能引起共鸣的话题。报班、择校、体育、才艺……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创造出数量庞大的“直升机父母”群体。近来涌现的“鸡娃”热潮令父母辈自己的成长经验在新生代面前完全失灵,焦虑感也随之水涨船高。我们该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童年?回答这个问题前,先得明晰症结所在。首先是“少子化”问题。据最新七普人口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跌至1.3。不过少子化不只是中国的难题,也是全球富裕国家都面临的挑战。其次是教育。在中国,最令人忧虑的是教育的“内卷”——从教育培训机构到学区房成为家庭层出不穷的痛点。在普及教育,以及推动普惠教育的覆盖度,减少教育的“内卷”,我们可以向北欧国家学到些什么?第三是“上瘾”的问题。从00后开始,新一代都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使用电子设备的年龄越来越小,对游戏的上瘾以及社交的虚拟化都在深刻影响着这一代新人。甚至美国生育率下降的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不再热衷于社交。最后当然还有中国“留守儿童”问题。政府政策的重大调整和投入都让现在的留守儿童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但如何保证他们的心理健康、让更多家庭能够在孩子成长阶段保持完整的功能,仍然是城镇化和未来创造就业的重要课题。这个儿童节,我们筛选了《经济学人·商论》“童年”的特别报道,希望在中外育儿、教育、家庭等诸多方面的比较,看到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同质化的问题,同时也找到一些解决我们当下问题的“他山之石”。我们也摘取了今年五月刊一篇探讨中国留守儿童的新文章,希望为推动改变做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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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代际游戏

芭芭拉·贝克说,在短短几十年里,童年已经变化得面目全非。这对儿童、父母和整个社会意味着什么?

《经济学人·商论》年二月刊童年特别报道

《代际游戏》(Thegenerationgame)

“在我小时候,我们一直都在外面,和朋友们一起玩,在每个人家里跑进跑出,口袋里放着三明治,自己找乐子。父母几乎从早到晚都见不着我们。我们没有太多玩意,但可以随心所欲地来来去去,有很多冒险。”在富裕国家,随便找个30岁以上的人来问问他们的童年,听到的回答基本就是这样。这些冒险通常都很普通,更像是小熊维尼而不是星球大战,但自由和友谊是真实的。今天,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室内,通常是和成年人而不是兄弟姐妹或朋友在一起,被更密切地监督,去哪里都有车接送而不是自己走路或骑车,参加多得多的有组织的活动,还很可能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在某种屏幕前面。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出于最好的意图。父母们想要在一个在他们看来更危险的世界里保护自己的后代免于交通事故、犯罪和其他危险,并给予他们一切茁壮成长的机会。

确实,从很多方面来说,孩子们比前一两代人那会儿过得更好了。如今,富裕的父母,特别是在美国,为他们的孩子投入了前所未有的时间和金钱,以确保孩子们至少能和自己过得一样好,最好是更好。美国的工薪阶层父母则缺乏必要的资金来如此细心地养育孩子。其结果是,从一代人到下一代人的社会分裂必将扩大。就在不久之前,“美国梦”还描绘了一幅图景,即每个人,无论背景多么卑微,只要足够努力都会成功。但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所有富裕国家中,“梦想之地”的代际社会流动性(即下一代最终处于与上一代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可能性)位于最低之列。而此时新的育儿差异带来的诸多社会影响还没来得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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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别报道将解释是什么导致了在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以及中等收入的中国,人们的童年时期出现了这些重大变化。它们既有广泛的社会和人口趋势,例如城市化、家庭结构变化以及近几十年来妇女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有育儿政策的重点向婴幼期转移和数字技术的进步。

数字媒体

与生俱来的屏幕

父母可能厌恶它们,但它们会一直存在

《经济学人·商论》年二月刊童年特别报道

《与生俱来的屏幕》(Primalscreens)

............儿童开始使用数字设备的年龄越来越小。根据行业协会Bitkom的数据,在德国,10到11岁的人中有67%已拥有自己的智能手机,12至13岁时比例上升到88%。研究机构Childwise表示,英国11至12岁儿童有83%、13至14岁儿童中96%都拥有自己的手机。这些孩子在智能手机上做什么?“做事。”住在伦敦北部的12岁的约翰说。结果发现,这些事包括给朋友发消息和交谈、观看小视频、玩电脑游戏,以及上Snapchat和Instagram。他十岁的妹妹还没有智能手机,但使用支持互联网的iPad。他们的父母规定他们看屏幕的时间额度(绝大多数父母都这样做),但有时还有商量余地。婴幼儿使用平板电脑等数字设备时几乎还不会说话,更不用说读写了。美国儿科学会过去曾建议父母让两岁以下孩子远离屏幕,但它现在说,即使是很小的孩子,视频聊天是可以接受的。该学会认为,对于2到5岁的孩子来说,一天一小时的高质量节目没问题。一些专家认为这仍然太过保守。关于儿童使用数字媒体的习惯带来了何种影响,人们的意见两极分化。在一个极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让·特温格(JeanTwenge)在她新书的标题里就说明白了:《iGen:为什么今天的超级网络儿童长大后不那么叛逆、更能容忍、更不快乐——而完全没有准备好进入成年——这对我们其他人意味着什么》(iGen:WhyToday’sSuper-ConnectedKidsareGrowingupLessRebellious,MoreTolerant,LessHappy—andCompletelyUnpreparedforAdulthood—andWhatThatMeansfortheRestofUs)。她认为,智能手机彻底改变了年至年间出生的美国一代儿童的生活,无论他们住在哪里、背景如何。她认为过度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令他们孤独和沮丧,对他们的身体特别是心理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有时甚至会到让他们自杀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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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几年

可塑大脑

趁他们还年轻

《经济学人·商论》年二月刊童年特别报道

《可塑大脑》(Plasticbrains)

............在法国,无处不在的受补贴幼儿园(écolesmaternelles)接收2岁以上的孩子,长期以来备受欧洲其他地方职场妈妈的艳羡。而德国最近增加了幼儿托儿所的数量,但分布不均。在柏林迅速贵族化的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Berg),一家供不应求的儿童日托中心负责人萨宾娜·伯尔曼(SabineBermann)解释说,父母有法定权利为任何一岁以上儿童获得一个位置。在柏林,他们只需支付餐费;其他一些州的收费则从适中到非常昂贵不等。但这个承诺只是一句空话,因为进较好的Kita要排队很久。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在三四十年前就低龄儿童的机构看护展开辩论,最后决定普及这种看护,在奥胡斯大学讲授教育学的夏洛特·瑞恩斯莫司(CharlotteRingsmose)说。三至六岁儿童的学前班和幼儿园入读率约为98%。丹麦的托儿所专注于游戏而不是正式授课。孩子们在6岁正式上学前不会学阅读,但随后很快会赶上。丹麦人不会为了托儿所货比三家,因为离家最近的国营机构通常都不错。来自最不富裕家庭的孩子可以免费入读,即使是父母较为富裕的孩子也会获得大量补贴。也许并非巧合的是,丹麦和其他具有类似安排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生育率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均高于欧洲平均水平。............神经学科和儿童心理学的最新进展表明,大脑从出生到五岁处于可塑性最强的时期,也是儿童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的干预可能比后期干预要有效得多。来自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的孩子们从一开始就拥有巨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已经在家里获得了很多刺激和非正式学习。但是,如果做得好,公共机构的早期教育和看护可以帮助那些来自不那么优越的背景的人公平参与竞争。

爷爷带娃

中国留守儿童的困境

大约万儿童因父母都在城市打工而与他们分离

《经济学人·商论》五月刊

《中国留守儿童的困境》(TheplightofChina’s“left-behind”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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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约有万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自己被留在老家的城镇或村子,通常由亲戚照看。过去40年里中国约有三亿人进城打工,这波历史上最大的国内移民潮让其他许多家庭也和赵家一样备受折磨。年,联合国负责儿童事务的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估计,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也就是将近一亿名)曾经经历过父母至少有一方长期不在身边,其中九成都是因为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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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众多的省份——以人口大省四川为最——往往也是最贫困的一批省份,缺乏保护弱势群体所需的资源。但是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四川政府部门推出了“童伴计划”,其中包括设立“童伴之家”(在村里设置一块空间,孩子们可以在那里玩耍、读书,有人辅导作业),以及指定“童伴妈妈”,孩子们可以向她寻求情感支持。中央也提供了支持。自年以来,它为66万个村庄培训了从事社会工作的“儿童福利主任”。它还允许将扶贫资金用于儿童福利。赵琳所在的乐云村在年成为加入“童伴计划”的首批村庄之一。干劲十足的幼儿园老师刘春华被选为当地的负责人。她在四川省会成都学习了要如何去和村里的20名儿童聊性和心理健康话题。她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乐云村,一个腼腆的十几岁女孩第一次来月经时不知所措。她的朋友也不知道怎么办,就鼓励她去跟“刘妈妈”说。刘春华给女孩解释了她身体的变化,教她怎么使用卫生巾。村里的大人们经常在背后对留守儿童的父母说三道四。刘春华制止了这种习气。她知道流言的杀伤力。她的女儿也曾是留守儿童,被村民取笑,说刘春华回家只是为看大儿子。眼看着女儿变得郁郁寡欢,刘春华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了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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