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者

受访者

黄天翊

朱成山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

朱馆长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下简称“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了23年，遇难同胞纪念馆在什么背景下建立的，您刚到遇难同胞纪念馆时是怎样的情况呢？

遇难同胞纪念馆建立的起因是年的日本教科书事件，日本将教科书中的“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这一事件在国内激起了民愤和巨大的舆论浪潮，尤其是南京民众反响强烈，很多人呼吁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陈列出来（图1）。

图1人类的浩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主题墙艾德林摄

因此，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遗址及遇难者丛葬地开始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图2），并于年8月15日正式对外开放（图3）。

图2年12月13日在江东门立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奠基碑艾德林摄

图3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这是中国第一座抗日战争史纪念馆艾德林摄

在建馆的同时，也开始了编史、立碑等相关工作，填补了多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灾难性历史研究的空白。但当时的场馆较小，占地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展厅只有平方米，是一个小馆。遇难同胞纪念馆是中国第一座抗战类纪念馆，虽然开馆之初就有不少观众包括一些日本观众来参观，但整体来说还比较缺乏影响力。

我是年从南京市委宣传部调任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的，当时纪念馆的规模在南京的各个博物馆中属偏小，又地处郊区，交通不便，展览以历史图片展为主，因此观众量也很有限。更麻烦的是当时的馆藏文物很少，不到件，没有足够的藏品对博物馆的宣传教育和研究等作支撑，加上当时纪念馆因为经济收入、内部管理等问题，人员流失很严重，我到馆的第一个月工资就发不出来……整体来说当时纪念馆的条件是比较差的。

为了改善遇难同胞纪念馆当时的情况，您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就当时来说，首先是改变观念，要将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一项事业来做，也就是要“抓博物馆的主业”。比如，我们加大宣传，主动提高在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的服务质量。当时纪念馆的门票是10元，我们就一家家学校联系，让主要的中小学校低折扣门票参观。同时，还到机场、码头、旅行社等地方做宣传，来看展览的人多了，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整体效益就好，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自然也就被激发了。

其次，我们积极提升展览内容和展览质量，把馆外的展览引进来，把馆内的展览推出来。先是引进外部展览，年4月遇难同胞纪念馆办了第一个临时展览，引进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日军细菌部队罪行展”，一个月的参观人数相当于过去一年的观众量。接着，我们又积极拓展业务，让馆内的展览“走出去”，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做了四套展版，在首都博物馆首次亮相后，这四套展版走遍了全国23个城市。又先后到美国旧金山、日本名古屋、意大利米兰等30多座国外城市举办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再次，通过馆舍扩建，进一步提升和扩大纪念馆的影响力。随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当时的遇难同胞纪念馆已经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所以进一步的发展就要建立在馆舍扩建和展览提升等的基础之上了。

从条件简陋的几间房发展到现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念馆，这跟您在纪念馆时主持的扩建工作是分不开的，遇难同胞纪念馆是如何规划建设的呢？

事实上，我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20多年，一直把纪念馆作为一项事业，不断地做大做强。纪念馆发展到今天，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扩建。

一期扩建是在-年，当时纪念馆旁边的秦淮汽车修理厂噪音和污染都很严重，为了较好地处理纪念馆的严肃气氛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我们呼吁政府将其搬迁，并将原纪念馆的停车场作为广场，立起了一些重要的雕塑，如《古城的灾难》组合雕塑、《倒下的人》的钟架（图4）、呈十字架形状的标志碑等，随着纪念馆环境改变和展示内容从不断增加，其影响力也逐步扩大。

图4《倒下的人》组合雕塑与和平大钟艾德林摄

二期扩建是在年初，遇难同胞纪念馆作为全国第一家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因为观众很多，出现了一些安全隐患和卫生等问题。而且此时馆藏文物也逐渐丰富起来了。本着“文物多要展览，观众多要接待”，时值年抗战胜利60周年，年是南京大屠杀发生70周年的这一契机，纪念馆启动了二期扩建工程。

其实，一期馆舍扩建时，政府的支持还相对有限，主要依靠当时纪念馆发起的“人人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捐献一元钱”的活动，以及各地爱国华侨的捐赠。到了二期时，中央和江苏省、南京市政府部门对纪念馆的重视程度有所提升，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拨款大幅增加，政府总投资达到7.4亿元。二期展馆的建筑设计根据何镜堂院士设计的“和平之舟”方案进行建设，围绕“历史与和平”双主题，外观大气肃穆，设计布局寓意深刻。二期展馆落成后，占地面积达到了7.4万平方米，展陈面积达多平方米，比原来扩大了10倍多。纪念馆也由单一的图片展示发展成为融建筑、雕塑、展陈、遗址、文物、档案、人文景观于一体的博物馆，不仅丰富展览方式，也改变展览面貌，观众量直线上升，在所有博物馆中排第二，仅次于故宫。

三期工程扩建，则是在年国家首次举办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的同时期，南京决定在遇难同胞纪念馆旁边，新建一座纪念年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投降典礼的抗战胜利纪念馆，也是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三期扩建工程新项目。新馆整体设计为椭圆形的抗战胜利纪念广场，寓意着抗日战争的圆满结束，同时也传达着和谐共生的概念。

参观过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人应该都会对纪念馆本身设计中所传达的强烈情绪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设计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进行的呢？

在展馆的表现形式上，从外部广场开始，残破的墙、烧焦的枯树、累累的鹅卵石都是在有意识地构筑压抑的氛围，而另一边是绿草地，让“痛与恨”“生与死”主题在一线之间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中国建筑大师齐康的杰作。一期扩建时，我们在广场的地面铺设了一条由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重要证人的脚印铜版路，直指“万人坑”遗址方向，其用意是永久留下历史证人的痕迹。这是一期扩建中重要的公共艺术作品，也是具有证史功能，目的是将重要证据长期延续下去。

二期扩建时，我们在建筑和展览主题方面进行了提升，从单一的“记住历史”转变为“历史与和平”双主题。为此，我们展馆采用了“和平之舟”的设计，纪念馆前半部分寓意为“白骨为证、废墟为碑”，后半部分体现了“人类家园、走向和平”。整个建筑设计构思可以用“死亡、和平”四个字来概括。新扩建的整个馆舍外形像是一座和平之舟，展厅是拔地而起的船头造型，内部则用坡度为0.5度的地面，让参观者站立不稳，从心理上催生不安定感（图5、图6）。这是中国建筑大师何镜堂的杰作。

图5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的整体设计形状为“和平之舟”艾德林摄

图6纪念馆大门主题雕塑《冤魂的呐喊》艾德林摄

整个展厅采用设黑白灰三种色调，残破的城墙、残缺的军刀悬在顶部，还有一些触及观众心灵的设计，如在序厅，序厅墙两边铭刻有1万多个死难者的名字，迎面的江水中死难者遗像不断涌现，每隔12秒钟在低沉的钟声中切换一个遗像，寓意大屠杀时在江边死去的无数民众（图7）。

图7纪念馆展厅序厅艾德林摄

与之相呼应，在展厅尾部设计有“12秒”展项—每过12秒，便会有水滴落下的声音，同时正前方的照片墙上会有一死难者遗像的照片在黑暗中亮起，随即重新暗淡（图8）。

图8冥思厅艾德林摄

但仅有这些历史与人类的灾难和浩劫显然还不够，反思历史之后，人们更需要和平。因此我们建设了和平广场，与历史展览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平广场整体设计平和开阔，立有已故著名雕塑家孙家彬创作设计的《和平女神》雕塑，以一对手托和平鸽、展望未来的母子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人类对和平发展的期盼（图9）。正是通过前面大量的历史史料和大屠杀遗址产生的强大心理冲击，人们才会体会到和平的不易与美好，让观众们真正地走进了纪念馆，就如同走进了历史，最后是从和平的环境氛围中走出纪念馆。

图9《和平女神》雕塑艾德林摄

在主题相对固定的前提下，纪念馆是怎样在展陈方面推陈出新，不断进步的呢？

不管是博物馆还是纪念馆，其建筑、雕塑和展览等设计都要为主题服务。根据其承担的历史使命，突出其主题。不仅要有自己独有的特色，还要具有个性。这些特色和个性可以是艺术形式，也可以是建筑、遗址、藏品资料等，但一定要有特色，才能被公众认知和铭记。

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展览方面，一直积极向其他国家的纪念馆学习。无论是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国家博物馆、纪念珍珠港事件的亚利桑那博物馆，还是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实际上与遇难同胞纪念馆是同类型的。人类有共同的记忆，既有辉煌的也有灾难的，中国人过去对灾难性的东西不太认同，而西方文化恰恰较为重视这部分。因此我们也在学习，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灾难性、警示性的价值认识也在不断地进步。历史是一本教科书，打开它不是目的，而是要阅读它、记住它；人类不仅要铭记历史，而且要珍爱和平。正如同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国家公祭日仪式上指出：“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历史与和平之间是有联系的，为了建构现在和未来的和平，必须向历史学习（图10）。

图10墓地广场艾德林摄

我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同胞纪念馆的馆长和一名和平学研究者，经常觉得自己一肩挑着历史重任，另一肩担着和平责任。

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主题是“历史与和平”，您也非常强调这种态度，那么这种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实践过程中，我本人对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认识也是不断在深化的。在我的文章《博物馆应该回归本性》中曾提出过：博物馆首先应该占有大量的文物和资料，即“博物”本身；其次应该有学术研究，馆长不仅是一个职务，更应该是一位专家、学者；最后，通过展览进行展示，为观众提供服务，进一步传播交流。这是博物馆和纪念馆的基本功能，因此我坚持学习、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对如何展示这段历史的观念和认知也在逐渐提升。

“历史与和平”主题的出现，其实也是与世界呼吁和平的潮流相适应的必然。在年12月13日，当时“9·11事件”刚刚发生三个月，美国社会各界都在思考如何应对。我们和美国有关方面合作，在旧金山的圣马力诺大教堂成功地做了一场和平祈祷仪式。来自世界五大宗教的主教，同时进入同一个教堂进行和平祈祷，这一场景深深地撼动了我，让我真正意识到和平是跨国界的永恒主题，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而对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的认知，也在这一时期得以更进一步的提升。在这之后，我们引进了国际和平学，将其作为一门课程；同时，成立和平学研究所，翻译和平学论文，成立和平艺术团，等等，积极推动和平学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

我们知道遇难同胞纪念馆这么多年在近现代文物征集和为死难同胞建档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请您也给我们讲讲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为此，您和纪念馆的同仁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从我刚到馆时馆藏文物数量不到件，到现在有17万多件藏品，十几个藏品库房，遇难同胞纪念馆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

为了收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资料，我们首先对多名大中学生（包括26位日本同学）进行培训，对当时整个南京市15个区县所有70岁以上老人进行普查，大家到居委会、村庄进行田野调查，一点点收集资料，文物征集工作也在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

其次，我们通过各种媒体，常年对征集工作的进展进行报道，并公开委托海内外热心人士帮助进行文物资料的征集。

再次，我们对这次历史惨案的多位幸存者建档，将部分幸存者的名册、证言、证词和实物进行公证，也开创了全国此类公证书的先河。

当时，我们对历史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的工作不是特别规范，纪念馆于年邀请南京市档案局的专家，来馆手把手指导，对相关历史档案进行全面的规范整理。现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档案馆已经达到了五星级的水准，实现了完全规范化的管理（图11）。

图11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陈列厅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艾德林摄

在文物征集和为死难者同胞建档案的同时，我们也培养了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博物馆既是宣传教育基地，也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场所，随着纪念馆的资料库、文物库、特藏库等藏品资料的不断增加和完善，馆内也培养了一支从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到博士后的研究队伍。我作为馆长也带头做学术研究工作，现在已经有正式出版物部，论文篇，负责多项国家级、省级的研究课题，多次参与国内外学术研讨会，并推动中日韩三国教科书的联合编制工作等。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也是国家公祭日第四年举办，朱馆长在推动国家公祭日的立法过程中也是费了很多心血，您希望通过公祭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为此您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年8月，我应日本民间组织铭心会的邀请，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夏淑琴赴日参加缅怀亚太地区战争遇难者活动。在广岛和长崎，日本纪念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的规模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集会规模超过11万人，日本首相、参议会、众议长、各大政党领袖等政要都全部出席，还邀请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要参加仪式。正是通过这样的纪念形式，原本是战争加害国的日本，却扮演起受害国角色，这对我的触动很大。相比之下，我国虽然近现代遭受巨大灾难，但为此所做的事太少。回国之后，我立即建议省市有关部门也要举办有关悼念仪式，警醒后人、不忘历史。当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57周年祭日，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第一次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悼念30万遇难同胞的纪念活动，当时的纪念仪式在全国首创，主要是拉响防空警报，请武警战士敬献花圈，放飞和平鸽等（图12、图13）。

图12祭场艾德林摄

图13遇难同胞纪念馆内遇难者名单墙艾德林摄

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我们第二次举行的公祭活动得到了各方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