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莫舟

权宜之计

我和安的最后一次大吵是在买房子的时候。安是我的先生，斯洛伐克人。

导火线是中介建议房子只写在我名下，而我则以单身的名义购买，因为我们是在香港做的婚姻登记，大陆没有我的婚姻记录。中介没有操作过涉及外籍人士的房产过户手续，觉得这样操作更方便。

回家和安商量这件事情，他一口拒绝。第一，他要他的名字也写在房产证上；第二，我绝对不能以单身的名义购买，那是欺诈。

我碰了一鼻子灰，又加上理亏，就把这事扯到他对我的信任上。“这与信任无关，我花钱在这个国家买了房子，我希望我的权益得到保证。这有什么问题呢？”安质问我。

“最早我租房的时候，房东就是不愿意去房屋租赁所登记，硬是要我在有人来查时谎称她的亲戚。我一个外国人怎么可能是她亲戚？后来我想有深圳的驾照，可是去了车管所，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怎么获得。我只能被外面的黄牛团团围住。作为一个外国人，想在深圳获得合法的权利，怎么就这么难？为什么连你都不明白？”他把陈年往事都挖了出来控诉。

“你们每个人貌似对外国人格外地友好客气，可是我为什么不能享受一个纳税人该有的权利？我可是在这里合法工作了很多年，交了很多税呀！”他不依不饶。

我的眼泪停在了眼圈里，这似乎是我从来没有思考过的角度。我一直以为他在中国享尽了优待。

第二天我拒绝了中介的建议，并开始查阅相关操作步骤。首先是公证香港的结婚证书。此时又遇到了问题，在百度搜索了一圈，跳出来的尽是中介的信息，电话过去报价高得吓人。后来在必应上用英文搜索，才直接搜到可以办理结婚证书公证的香港律所，一天时间就办完了，费用是中介报价的四分之一。或许中介赚的也是辛苦钱，可是他们的大规模存在，并且占据搜索引擎，却堵住了正规途径。

这是让我清醒的一次吵架。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自己离权宜之计的陷阱有多近。

中国幸存者

我和安受副领事之邀去斯洛伐克驻上海总领事馆喝咖啡。

领事馆隐于淮海路的一座商务楼里，小小的一层，是小国的样子。楼的一侧用于对外办公的部分，接待签证等事宜；另一侧则是不对外开放的办公区。

我们到时大概上午11点，看到副领事的先生（他也是领事馆工作人员）拿出一瓶伏特加来，我才想起他们的礼仪：见面礼之后，双方坐定的第一件事情是干杯，无论见面时间为何时。酒下肚，话自然就多了起来。

副领事一家即将任职完成而回国。回顾起在中国的4年，夫妻两人说：“中国的4年经验是无可比拟的。这里很有挑战，我们的生存刚开始有些艰难，但是我们幸存下来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他们的“生存”为什么艰难，他们在中国不是享受着超级国民的待遇吗？中国人对他们客气有加，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对于歪果仁来讲生活也很方便，到处都是为他们开的饭馆酒吧。何来“幸存”一说？

“我曾经很向往在中国旅游，试了几次，人太多了。我们也不会中文，很难深入到大城市之外的地方。”副领事说，“所以，大部分长假期，我们都去了用英语交流更加方便的东南亚国家。”

日常生活中，更频繁地和中国人有直接交流和商务谈判的是丈夫，他负责给领事馆找地方、给工作人员安排住所等相关事务。说起最初的经历，他说，中国人兜圈子的交流方式是直线型思维的他所摸不透的。

比如找房子，照片上的房子和现实中看到的房子往往相差甚远。跟房产中介打交道时，他提出了一二三点要求，而中介带给他看的往往跟他的要求一点也不搭边。中介却抱着“先看看，没准会喜欢上”的念头。他慢慢了解到中介的这个倾向，学会了在实地看房子之前就跟中介说清楚，一旦看到房子完全不符合他提的要求的，他就拒绝继续跟该中介合作。

这一招很管用，中介像变戏法似的，找来的房子至少是表面符合要求的。

“中国人做事情很讲究效率，他们会希望你谈完了马上做决定，而我们则要更多的时间去对比、做决定。”他说。我跟他解释中国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国家，快速地做决定才能获得机会。他表示同意，“所以欧洲人会被撇在后面。”他补充道。

“中国人很聪明很灵活，他们知道如何去调整。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跟这里的人交流时，我慢慢地不这么信任他们，但是也学会了去探测背后的意思。这是很重要的生存技能。”他说，“比如，我遇到过谈判进行得好好的，对方不停地保证，可是过了一晚，情况就有变化了。他们需要提出很多条件。或者，他们提供的跟合同规定的有差异。”

“我觉得中国人有自己的度量制度和计时方法。”安打趣地插话，“在这里，稍等一会儿，可能就是个把小时。1厘米可能是1.2厘米，凑不上没关系，用力按进去就行了。”

“是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很不同，你们更直接，我们喜欢绕着来，但是我们也在不断地学习，学习怎么跟不同文化的人交流。而且就整个国家而言，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规范。”我这么解释。

“中国之后，其他国家都变得无趣，我们想不到有哪里会比中国令人兴奋。”他们这么总结这四年的中国生活。

奥巴马的亲戚

时间倒回到年末，彼时奥巴马刚刚当选美国总统，人们真诚地相信着“Yes,wecan.”这历史性的突破事件让广大黑人兄弟们翻身做了主人。哦不，不能说“黑人”，应该说“非裔美国人”或者“棕色人种”。

当时在我的团队里，有一个黑人外教，叫“黑龙”。

公平地说，他长得挺帅的，乍一看几乎跟奥巴马有些神似。不过鉴于我们对不同种族的人大多有脸盲症，我们可能会认为大多数高高大大的、身材不错的黑人跟奥巴马都挺像的。

黑龙大概也认识到自己多少跟奥巴马有些相似，他得利用这个特点。很快有人来问“这里是不是有个外教是奥巴马的亲戚”。

与此同时，深圳的媒体开始报道奥巴马真有个弟弟在深圳，在蛇口的某个角落里开一爿烧烤店。尽管媒体对他持续报道了一段时间，但是这位兄弟不为所动，硬是低头烧烤。这反过来又被媒体反复称颂：这显然是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换做在中国，早已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

而黑龙，却分明看到了机会。他开始编自己是奥巴马的亲戚的故事。这故事又编得有点心虚，没有太多细节，毕竟他知道的奥巴马，跟别人知道的也差不多。他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他和奥巴马有些关联。

这其实不用说我也明白，大家都是黑人嘛，一看就和奥巴马同祖宗的。我不置可否地应着，他应该知道我不信，却还是忍不住要往下编。

黑龙一开始是有些人格魅力的，带着黑人特有的节奏感，他教了几次跳舞，连那些最放不开的中年男学生都跟着跳了。他的滔滔不绝也是颇为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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