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人海中，有些人去世后不久便被人忘记；有些人活着时便被人忘记，甚至被人厌恶。然而，还有一些人，他们永远不会被人忘记，他们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

我心中的周恩来

周恩来这个名字进入我的心里，最早是通过老农民的议论。年4月、5月，周恩来随中共中央机关曾到过我的家乡河北省阜平县，村里的农民经常怀着崇敬的心情议论他。这些议论，在我幼小的心灵扎了根。

年我上小学之后，周恩来这个名字便通过政治课和历史课进入我的心里。年，我进入阜平中学读书，周恩来的名字和形象通过包括新闻纪录片在内的更多途径进入我的心里。老师们以崇敬的心情绘声绘色地介绍周恩来的传奇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年9月，我考上了周恩来提议创办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二外”)。一个月后，二外新生参加了新中国成立15周年的天安门国庆联欢晚会。当时我站在金水桥前的灰色观礼台上，第一次看见周恩来。年5月1日和10月1日，在节日的游行队伍中，我两次看见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周恩来。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能够近距离看到他。

年5月“文革”初期，北京高校师生分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闹得不可开交，大字报满天飞，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为了尽可能缩小社会影响，中央领导决定避开高校密集的西郊，深入到高校相对较少的东郊接触群众，了解基层情况。刘少奇到北京建工学院，康生与江青到北京广播学院，周恩来则选择了二外。

7月24日的清晨，我们居住的11号楼室的丁小兵同学大声喊：“周总理来了!”我说：“不可能，周总理怎么会来二外？”一边说着，我们六个学生一起挤到窗口，果然看见周总理正在楼下看墙上的大字报，有几个人站在他身旁。我们急忙下楼，向周总理跑过去。我离周总理有两三米，见他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穿黑布鞋。他出国访问刚刚归来，一大早就来看大字报，显得有些疲倦。他向我们这些学生热情地打招呼。一时间，五四运动、巴黎党支部、黄埔军校、南昌起义、万里长征、西安事变、重庆谈判、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邢台地震……历史的一幕幕在我脑海里迅速闪过。这就是周总理，现在就在我眼前，我竟然激动得忘了向他问好。人越围越多，于是周总理提议到大礼堂见面。

周总理连续来了五天，每次都令人心情激动。他和师生一起坐在小板凳上听辩论，一起到学生食堂吃饭，一起探讨“文化大革命”，一起高唱革命歌曲。他身为共和国总理，丝毫没有架子，始终以普通人的身份置身于群众之中。没有戒严，没有兴师动众，师生们都觉得他特别和蔼，特别亲切，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与他接触，几分钟之内就被他的魅力吸引住了。我还记得7月29日，他最后一次来到二外时，传达了毛主席“斗批改”的指示，宣布撤走工作组，提出了要师生团结的希望。

“文革”使全国陷入极度混乱状态，尽管周总理和他的许多老朋友一样处境艰难，但他一直在为国家为人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直在为保护干部和群众呕心沥血，一直在与“四人帮”一伙巧妙周旋。但“四人帮”并不放过他，什么“二月逆流”“批林批孔”“蜗牛事件”“伍豪事件”等等，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进行无情打击。他积劳成疾，终患绝症。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四人帮”一伙又极力压低葬礼规格，压制民众的悼念活动。4月5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

我是年11月调入外交部的。周总理去世时，我悲痛万分，好几个夜晚不能入睡。“四五”期间，我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一待就是半天。4月1日，我和礼宾司、北美大洋洲司、领事司、条法司、国际司、翻译室的50多人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此前，大家推荐我撰写悼词，我花了一天时间写出了一篇字的悼文，诉说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怒斥对周总理的不公之举。我们从外交部街出发，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下排成五排。我走到前面大声宣读悼文。刚念第一段，队伍里的同志们已失声痛哭。我继续喊出我的心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念完悼词之后，我们很难离开。

第二天，我又与亲朋好友两次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并宣读同一份悼词，引起有关人员的注意。后来，他们把我当成报纸上指责的“小平头，戴黑眼镜的人”进行追查。

从事外交工作之后，我接触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对中国外交事业的许多开创性的指示，深感周恩来考虑之周到，思维之细密，策略之灵活，视野之高远，为一般人所不及。他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他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工作之路。

亲人心中的周恩来

我的亲人，可以说个个都是周恩来的崇敬者。

我的父亲杨德清是年入党的老党员，对周恩来怀有深厚的感情。20世纪50年代初，我家的墙壁上贴着一幅60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头像画，最上面一排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等。村里人坐在我家炕上，父亲指着周恩来的头像，讲他在西安事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情景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才6岁。年，我读高中三年级，学习成绩不错，但政治上懵懵懂懂。那时最爱看《上甘岭》一类的战斗片和《寂静的山林》一类的反特片。一天晚上，我从学校回家，正好碰上放映电影。那时乡下放电影是件大事，像过节一样。同学赵彦生叫我一起去看。我问放什么电影，他说是纪录片《周恩来访问十四国》。我说不看纪录片，没有意思。这话正好被父亲听见了，他把我叫回家里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周总理是我们国家的总理，他出国访问，自然是为了我们国家好，你怎么说没意思呢？你既不要求入团，也不要求入党，思想太落后了，必须改正。如果不改正，即使考上大学，也不会有出息。”那时父亲任村党支部书记，他的批评表明了一个农民对周恩来的朴素感情。

我的岳父佟铮是年入党的老干部。他是东北军学兵队的手枪队员，秘密参加了抗日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西安事变中执行过活捉蒋介石的任务。他亲身感受到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事变之后，学兵队因“思想左倾”被遣散，他辗转至太原参加了八路军。他对周恩来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北京市建筑口工作，曾任北京市建委常务副主任、市委城建部部长，多次当面向周总理汇报过工作。“文革”末期，周总理还过问对他的工作安排。年，周总理逝世，他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回家后，他心情沉重，几乎一天不讲话。临睡前，他自言自语：“周总理是我最敬重的人，今后再也看不到周总理了。”

我哥哥杨发珍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后成为高级工程师。他搞科研工作，对政治也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