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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将聚焦技术革新、气候变化和青年问题,而中美 、地区问题、全球经济刺激政策乏力将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俄罗斯未来5年将为年选举做准备,并致力经济改革。年选举结果可决定美国内外政策的基本走向。年前欧盟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机制、发展“无国界”教育、议会选举、防范多种族民粹主义。中东将面临与气候变化和水资源有限相关的一系列挑战。后苏联空间因缺乏地区带动力,基本不会形成没有俄罗斯参加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也会加强在该地区影响。亚太地区尽管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仍将是世界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纪念是年前重大事件。

年将是普京本届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为评估本届任期后五年俄罗斯的内外形势,年底,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组织学者对—年俄罗斯与世界形势进行中期分析和预测,形成了《俄罗斯与世界:.经济和对外政策》研究报告。主要涉及世界经济政治和全球安全问题,俄、美、欧盟形势,中东、后苏联空间和亚太地区三大部分主要问题。其要点有:

一、全球政治经济安全主要问题和发展趋势

预测认为,—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新技术革命、气候变化与青年运动问题及其引发的相关后果。当然,不排除因错误信息以及地区矛盾突出引发“黑天鹅”事件的可能。全球经济形势主要与美国挑起的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贸易冲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相关,还有因地区冲突、贸易保护政策引发的经济问题等。而全球安全的主要焦点在于美国是否同意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一)—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形势

—年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主要与技术革新、气候变化、青年问题相关,突出特征是全球发展变化速度加快。

全球技术变革加快了武器装备与控制系统的更新速度,同时也给生产和社会环境带来深刻变化。中国的5G技术不仅在电信和网络系统取得领导地位,而且中国已经在制定5G技术的全球法律和制度框架。有专家指出,这其中比较敏感的是电信和相关领域(如软件开发)的主权问题。

未来5年全球变暖可能成为决定地区与全球层面发展模式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全球变暖将严重影响世界物流运输格局,改变粮食安全规则。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是中东和整个亚洲矛盾的焦点之一。同其他全球问题一样,在气候政策上,《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各国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而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却采取单边主义立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警告,气候危机将给人类一个教训:新自由主义会导致文明的灭亡。气候问题还可能成为各国内政的关键问题之一。民众抗议越来越多地以环境问题为口实,且追随者甚众。“绿色”运动往往表现激进,被反对派作为政治工具。尤其在欧洲,该问题已然成为欧洲议会选举的风向标。格雷塔·滕贝格现象近期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全球问题。

青年抗议也是未来5年的主要问题。他们积极参加“绿色”运动,以“不要偷走我们的未来”为口号,助长了民粹主义情绪。他们不听辩解、无所谓的态度无助于全球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提升责任感,反而会破坏社会稳定,并妨碍形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而言,这些年轻人的激进抗议情绪和上升中的民粹主义交汇,尤其具有挑战性。在发达经济体,由于老龄化和人口危机,青年问题就更加突出:他们不愿意日复一日地工作;沉迷互联网且自我封闭,社会化程度大大降低,而出现抗议活动时又能被互联网迅速发动起来;对社会失衡不满;对未来没有信心。有专家指出,在美国,建制派和青年一代存在价值观差距,成为政治两极化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在政治精英加速年轻化的欧洲国家,未来5年这一差距会小一些。不过,欧盟也有自己的问题。如在英国脱欧问题上,年轻人更赞成欧洲一体化。社会学家分析,其原因在于年轻人的悲观主义、挫败感、不相信未来。还有学者在分析—年全球年轻人暴动的原因时指出,在经济繁荣的巴黎、香港和圣地亚哥发生这类情况,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正感与对社会流动性降低的不满交织在一起”,而政治精英和政府并不了解社会情况,更不知晓这种情绪。

除上述情况外,未来5年还可能有一些不可预测的特殊情况发生。最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来自美国,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不排除因国际法对军控约束机制减弱,个别小国参与进来并采取单独行动,或因网络媒体信息误导甚至伪造,造成严重破坏国际局势的“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增大。

(二)—年世界经济形势

未来5年世界经济领域的主要话题还是美国挑起的 以及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比较而言,其他经济问题并不是很突出。

1.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与问题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世界经济以年均3.9%的速度增长,在第二个十年增长率降至3.6%。预计到年该数字将提高到3.7%。其间,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

第一,中美 。中美 全面开启,是构成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主导因素,并且可能引发全球大规模经济危机,增加了全球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出现新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年初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可促进双边贸易和世界贸易总量增长,对中美两国经济增长以及全球经济增长都有利。不过,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多外交努力。且特朗普在年大选获胜后很可能进一步加强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不可避免要采取行动应对,结果可能是美国股票市场和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德国、日本为首以及原材料出口国巴西、俄罗斯)的崩溃。

第二,地区热点问题。个别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可能加剧全球市场不确定性。这主要指波斯湾(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矛盾升级)、朝鲜半岛(朝鲜的核计划)和中国南海(尤其是南海经济区问题与中国台湾问题叠加)问题。在欧洲,因在建管道“北溪-2号”和“土耳其流”近期不能交工,若俄欧天然气管道在乌克兰领土中断也可能带来重大损失。此类问题在—年间可能导致欧洲经济放缓0.3—0.5个百分点。加上英国脱欧,预计该问题到年对欧盟经济的累积影响为1.3—1.8个百分点。

第三,全球经济刺激政策乏力。在当今,用政策手段加速世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已很有限。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包括维持低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曾明显降低—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在走出危机阶段却无法刺激经济增长。此外,经济发达国家保持低利率(美国为1.75%,欧元区为0%,日本为-0.1%)已将该政策工具的现实作用排除了。在此情况下,对美国经济中期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的财政刺激政策成了影响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主要手段。不过,发达国家制定的一系列税收政策,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自身经济增长均存在潜在负面影响。最大的风险体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借口下与低碳经济有关的税收政策上(包括所谓“碳排放税”以及对拒绝采取严格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加征关税)。一方面,该举措可能给纳税人带来额外负担,提高能源利用成本,压低国内需求;另一方面,此类举措可能会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油气出口国的利益。概言之,打着环境保护旗号的贸易保护主义,会给年前的国际贸易带来负面影响,规模或与—年间可能发生的 相提并论。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悲观预测,因 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年降至1.7%,年将为1.6%。而本报告预测,—年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年增长率将达2.6%,发达国家将以年均增长率2.0%的速度发展。与此相反,在未实施贸易保护的新兴市场国家,本预测期内GDP增速将稳定在4.5%—5.5%的范围内。中国经济放缓将被印度经济的加速增长所抵消。可断定,若能避免 ,全球经济将保持较高发展速度。

2.能源政策

预测认为,能源不会限制全球经济增长,不过主要能源国之间的价格与非价格竞争可能会加剧。在化石燃料中,煤炭的地位将继续弱化,因为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考虑气候因素,从电力行业中撤出煤炭,努力减少碳排放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由于美国原油出口增长,导致全球石油市场库存过多。市场积压给油价带来下行压力,欧佩克不得不继续将其市场份额转让给美国和其他出口商。如果中美贸易冲突寻求折中的结果,中国市场可能对美国石油重新开放,这将进一步推动“页岩气革命”。若波斯湾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油价可能短暂上扬,这反过来会进一步推动包括美国在内的中东以外地区石油产业发展。液化天然气市场库存积压将至少持续到年,这有可能导致欧洲天然气价格下降,加速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形成,可能会使天然气价格沿着较低轨迹运行。

3.农产品市场

年前,全球农业经济和农产品贸易变化将主要取决于当前供求趋势。全球需求变化受到世界人口年增长率(约1%)和全球经济增长3.6%—3.7%这些低预期限制。预计发展中国家人口年增长率为1.15%,经济增长率为5%,其结构变化首先与发展中国家人口中青年占比上升相关,也与城市化、消费方式和食品需求形式变化(包括生态化和定制化)有关,人均食品消费量趋于减少。当前农业生产率超过需求增长,“主食”价格将略有下降,不过对人口快速增长的地区影响不大。

4.国际贸易

年美国对以中国为主的重要贸易伙伴发动的 对国际贸易增速放缓起了决定性作用。美国收回了上届政府已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止与欧盟建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坚持重新制定《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并宣布必须修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因其当前形式不符合美国利益。据世贸组织评估,年全球货物贸易增幅将在2.7%左右,这一指数将比年扩大1倍。到年,贸易的弹性系数(相对于GDP)极有可能处在1.0—1.3的范围内。与全球经济总体形势相关的风险仍很高,人们担忧中美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怀疑国际金融机制为信贷和财政平稳运转提供保障的能力。贸易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还将阻碍国际投资和跨境产业发展,并影响到全球价值链下的商品周转。而终端产品接近消费地有助于减少制成品份额,提升国际贸易中零部件、无形资产和服务的份额。

如前所述,中美贸易冲突是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年初第一阶段协议可初步解决这一问题。英国脱欧则是另一个不利因素。不过,英国与欧盟已谈判三年,各方必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做好准备的。因此,估测这些因素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灾难性影响。预计年前国际贸易增长将超过3.0%,俄罗斯商品出口将保持稳定。

(三)全球安全与军备控制

未来5年,军控领域很多已有的和新签署的协议前景还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主要是悲观(恢复包括核武在内的军备竞赛)和乐观(恢复军备控制)两个发展方向,美国、北约、俄罗斯和中国必须做出决断。当然,多数决策的影响只会在年后呈现。无论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各方决策朝乐观前景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未来5年内,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中间态势(既不是军备控制也不是军备竞赛)。

1.年关键问题之一是美国总统必须做出决定,是否将年签署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续签至年。当前续签的可能性较大(超过50%)。续签可最大限度地降低现有军控机制崩溃的负面影响,有利于防止军备竞赛,还可为俄美达成核军控新协议留出时间。

2.不论是否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在本预测期内,俄美之间恢复进攻性战略核军备竞赛的可能性都不大。未来十年美国核发展计划不会超过该条约规定的限制数量,没有针对俄罗斯的超支计划。即便年选举后美国修改并提高战略发展规划,那么规划落到实处的时间也已超出本预测时段。美国更有可能接受大规模研发计划(НИОКР),以开发包括基于新物理原理的新军事技术和武器系统。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被撕毁,其主要后果将是两国战略核力量发展中的相互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丧失。双方停止交换信息,减少核查程序,废除定期协商机制,从长远看,将助推核军备竞赛恢复。而若能够恢复俄美战略稳定谈判,这些负面影响可在很大程度上降低。

3.美国在年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不会自动迈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的步伐。年前,悲观情况下,美国有可能决定在欧洲,尤其在亚太地区部署一定数量的中程导弹。但受技术和政治原因所限,做出该决定的可能性不大,即便实施也将超出年视野。同时,美国在欧洲部署核动力中程导弹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目前尚未谈及。

4.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近期美俄恢复战略稳定的可能性很小。年可能会略有上升。最可行的选择是继续开展协商。在年前或之后一段时期内,事实上没有可能就限制扩大核武器展开谈判,包括有中国参加的谈判。若将进一步削减核武器重新列入谈判议程,那么下阶段谈判将会是双边的(俄美之间)。不排除围绕与导弹技术(陆基、海基和空基)扩散有关的新问题开展非正式双边(美中)或三方(有俄参与)磋商的可能,但很难设想达成限制协议的可能性。

5.预计美国年就会开始落实在欧洲部署第三(最终)阶段导弹防御体系(在波兰的部署可能再次延期,但不会太久),并继续在东亚盟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这将阻碍恢复核军控谈判,并妨碍非正式磋商取得进展。

6.如果不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必然会加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中的争端,给核大国带来更大的政治压力。年4月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很可能促使主要参与国选边站队。此类争端还会继续出现在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年度会议上。不过,在年下一次审议大会前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体系崩溃(一些国家退出该条约)也不太可能。

7.欧洲常规军控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俄罗斯与北约国家间就限制欧洲军事活动,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直接接触的军事活动谈判协商的可能性都不大。如果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升级,可能会促使北约改变现状,进一步加强其在东部的军事存在。可见,确保冲突地区有效停火和军队隔离,有利于稳定当前局势,至少可就各自区域内的军事克制措施达成协议。

8.美国自年开始谈论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特朗普连任后该可能性会增加(超过50%)。鉴于此,俄罗斯也可能退出该条约。这使得在欧洲就常规武器达成协议将更加困难。但在续签《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情况下,即便“开放天空”机制崩溃,影响也会减小。

9.新技术的发展,包括基于新物理原理的武器研发,特别是装备领域人工智能现代化的推进,将对诸如军备发展、军控和保持战略稳定等相关军事问题的解决产生更大影响。不过,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刚刚开始,不太可能在年前达成任何全面协议。

二、俄罗斯、美国、欧盟形势

—年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主要国家都将处在政权变动周期中,预计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部分变化肯定会出现,甚至还可能有较大改善。

(一)俄罗斯形势

近年,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年前其作用还会加强,并继续保持互利合作的开放态度。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不会直接受到外部政治环境影响。未来5年将为年总统大选做准备,并致力于经济改革。俄罗斯精英和政权已意识到,根本性改善内部经济社会状况、保持发达国家高科技水平将是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特别是从中长期来看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展望年,作为环境评级正面国家,俄罗斯有巨大潜力成为解决气候问题的领导者之一。在环境问题上有担当的负责任国家(除俄罗斯外还有法、德、中等国)已开始形成一个新群体,它将民族和宗教不同但都重视环境问题的国家团结起来,是“21世纪的诺亚方舟”(Ноевковчег21века)。

在地缘政治层面,俄罗斯面临的任务将更多元复杂。乐观的判断是,年前甚至更早些,俄罗斯可能面临与西方国家逐渐恢复正常关系的任务。预计该正常化部分取决于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如共和党获胜,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自由度更大,不排除双方恢复对话的可能性,但主要取决于个人。这既不会消除华盛顿的主流反俄情绪,也不会排除政治的不确定性,更不可能消弭双方的根本性分歧。同时,“共和主义情景”还可能意味着美国同欧洲盟国之间出现更大误解,由此将扩大俄罗斯与欧盟及其主导者法德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选择范围。如民主党获胜,上述负面情况依旧,但不排除伊朗冲突程度降低、核裁军对话恢复的可能。

总体上,尽管本预测期内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性质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但实用主义和求稳的心态很普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威胁(区域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非法移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前提下取消制裁、加强互动并非不可能。

在本预测期内俄罗斯仍将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在中东,俄罗斯的预期还有:巩固在该地区的地位(在未来社会发展和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在非洲进一步扩大影响;与美国保持有效的“现场”对话。俄还将保持并加强在印-太亚洲区的多边活动,与该地区利益相关国,首先是印度、韩国、日本(尽管不可能解决领土争端)、越南以及东盟国家合作,就朝核问题开展合作。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仍是中国,中国正迅速扩大在亚太及其他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当前的主要任务仍是在欧亚大陆构建独立和平衡的关系结构,这要求其集中全力扩大与中国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当前俄中多边合作的主要领域有: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合作、“一带一盟”对接、建设“北—南”国际运输走廊。年之后,中国还可能参与俄罗斯主导的军控谈判。

后苏联空间未来发展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乌克兰。若年能在乌克兰东部冲突问题上达成妥协,无论是逐步调解还是无限期冻结都可保证冲突停止。乌克兰第五任总统泽连斯基应该会找到一种精英和社会都能接受的模式,以便各方接受达成的协议。换言之,保证政权稳定,乌恢复经济和社会发展,俄乌两国政府也能保持联系。当然,不指望两国关系在年前实现正常化。在悲观情况下,如不能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乌将面临无休止的内斗和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且反俄仍将是乌内部政治斗争的主要方向之一。在外交上,后苏联空间俄仍掌握对外政策主动权。未来5年,影响后苏联空间局势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客观上西方(无论欧盟还是美国)对该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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