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圣地亚哥机场，可以看到远处那积雪皑皑的安第斯山脉。我拒绝了Leo的盛情，打算先去Sam开在圣地亚哥的公司一趟。我并不喜欢目前在管事儿的胖子小马哥，但相比起来，跟Leo一起去他未婚妻的亲戚家，会是更糟糕的一种选择。我背着我简单轻便的行李包，先后吻别了Rena和她的阿姨MariaJose，拍拍Leo的肩膀，“有事儿打电话给我。”说完我快步跑上机场大巴，先走一步。

大巴车在路上摇摇晃晃的行驶着，然后我才发现自己坐错了线路，这趟车并不经过我要去的BarrioPatronato。我跟过道对面的一位老先生询问了一下，他建议我在总统府的LaMoneda广场下车，会比较方便转车去目的地。我笑了笑，向他道谢，他耸耸肩，摊开双手说：“这有啥，小事一桩。”

我闭上眼，靠在椅背上，缓缓的回想从LaMoneda广场出发的话，该走哪一条街，没一会儿就决定放弃了，因为无论怎样，从那一带到Mapocho河边都得经过七八个街口。Mapocho河与SantaLucia山，应该算是这座城市的源头，四百多年前，Valdivia就是在SantaLucia山上举行了建城仪式，而我要去的地方，就在Mapocho河另一面的AntoniaLopezdelBello。这条河用中文译音翻译为马布乔，有不少中国人据此真把河上的一座桥称之为马步桥，还煞有介事的跟新到当地的同胞说：知道为啥叫马步桥吗？以前这桥是军队骑兵团出去操练时候必经之路，所以叫马步桥。严格说来，马布乔这个译音并不完全标准，但中文拼音里并没有完全贴切的发音，倒是云南方言说雀的读音，非常标准契合——我们云南人说到雀的时候，读音并不是que，而是qio。

“你看起来很面熟，我们应该在哪里见过面。”我睁开眼，对面的老人在看着我。

“你确定？”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

“呵呵，虽然我是个老人，可我的眼睛还不算太坏。”他说。“我肯定在哪里见过你。你是DonMiguel的朋友对吧？”

“烟盒上的那个？”我说。“当然了，我跟他可熟了。”

“不，不是，不是那个DonMiguel。”老人笑着说。“MiguelAngelParra，你认识的，对不对？”他摸了摸日渐稀疏但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我见过你，在DonMiguel家里，一次生日宴会上。”

我们聊起了共同的朋友，那个拥有一家远在新西兰的轮船修理厂以及两条大货轮的富翁MiguelAngelParra，说起来我也有三五个月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或许我该打个电话给他。过往我到圣地亚哥来，只要他在家，我都会到他家里去坐坐，看望一下他的太太、多年来饱受风湿病与三高折磨的Cecilia女士。

“你知道，我还从没见过DonMiguel像夸奖你一样夸奖过别人，更别说一个外国人。”老头说。“我今天要和他一起吃晚饭，你能来就太好了。”

“谢谢你，不过现在我还不能给你准确的答复。”我沉吟着，这样说话还真有点别扭，我得在心里斟酌着应答的词语，尽量让自己说得斯文点。平时我可不是这么说话的。

“如你所愿。等你决定了，就打电话给我。”老人递给我一张名片。“前面我就该下车了，祝你一切顺利。”

看了看车窗外，这一站是EstacionCentral，从这里开始往前，一直到Baquedano，间隔着七八个地铁站的区域，都是我非常熟悉的地带，每次到圣地亚哥来，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这个区域里活动，成批的商品从我工作的地方被拉出来，散布在这一带的各个角落，只要我呆在圣地亚哥，每周的二、四、六三天都得在这一带转悠，看一看不同街区市场上有什么新货、把客户订的货送到他的店里、提醒那些支票快到期的客户注意不要出现跳票，以及找那些已经跳票了的客户交涉付款的问题。

在圣地亚哥做生意，和在Iquique保税区做生意，方式上是有很大不同的。保税区里基本都是美钞现金交易，连比索现金都很少有人收，更别提开期票了，但是在圣地亚哥如果你想把生意做大，不接受客户的分期支票是很不现实的，对于像我们这种完全以批发为主的公司而言，更是如此。接受客户的大量分期支票，就意味着要承担额外的更多风险。客户来自不同的商业区，实力有大有小，开出的支票五花八门，有一连开十张支票每周一张的、有开一张支票却要40天后才可兑现的、也有快到期了不停打电话给你要求你逾期兑现的……在一开始Sam就很小心地定下了一些规矩来避免过多的坏帐，比如对新客户必须是即期支票当天兑现，否则宁可不做；而对于老客户，也是根据生意往来额度的大小，规定了不同的期票数量多少、时间长短和金额大小，而且要求必须严格执行。但是随着业务的进展，加上管事人的疏忽，不到半年时间各种问题就不断地出现，最糟糕的是连账目不清不楚了。这是Sam绝对不能忍受的，在他看来，一本有赚钱却无法算出到底赚了多少钱的糊涂账，简直比一本能够清楚看出亏损在哪里的坏账更加危险可怕，所以他立即就宣布了要亲自把账目理清楚。然而兴致勃勃地干了一星期之后，Sam打电话给我，说：“你马上到圣地亚哥来，这边的账你给我搞定。”他的声音气急败坏。

老板发令，我跑的比老婆发令还要快，当然这只是个比喻。等我在圣地亚哥的办公室里坐下来，立即就明白了这事儿我他妈根本没本事搞定。我可以选择先硬着头皮弄上三五天，然后再告诉Sam我搞不定这个乱七八糟的账目，但我隐约地觉得，一旦我动手去做了，很有可能我会越来越难以启齿去向Sam坦白自己的无能为力。最好的时机还是立即说明。听了我自承无能，Sam伸出手指在空中冲我一连戳了好几下，最后说，他妈的算你还老实！这样吧你先顶着做一阵子，我同时想法找人。

我忘不了那段日子，每天晚上自己坐在办公桌前，桌子上那一堆的单据，烟灰缸里总是满满的烟头，咖啡都不知喝了多少杯。必须要说明一下的是，Antonialopezdelbello这条街最早都是独栋的住宅，后来才逐渐成为一些商人开设公司办公用，白天就没多少行人，但到了晚上，尤其是半夜，却有很多在附近酒吧区喝得半high的青年男女来回游荡，歌声、打闹声一直可以持续到凌晨3-4点；一些手贱的年轻人路过，伸手摁了门铃，直接就把昏睡在办公桌前的我像诈尸一样惊醒过来，然后麻木混沌的脑袋里全是怒火和沮丧感，完全不知道自己这是在哪里。等到外面嬉笑声渐渐去远了，一股莫名的沮丧瞬间就能把你吞没，他妈的我这是在干啥！一个多月后，准确点说是39天后，Sam安排了一个面白无须的中年男子小马哥来跟我交班。把手里头所有的事情一股脑的交给小马哥以后，我立即叫上公司的三个智利小伙子，到酒吧里high到深夜。把他们都送走，我摇摇晃晃地回到Antonialopezdelbello，一路把大部分住宅大门上的门铃都摁了一遍。我记得摁到号的时候，听到里面有恼怒的声音在骂，我感觉很快乐。

如同我说过的那样，我很不喜欢小马哥这个死胖子，从认识他的第一天起，我们之间就没有愉快过。这会儿他已经是第二次重返Sam的公司做事了。在我与他交接了工作之后，他独自作为圣地亚哥公司的管理者，做了七个月以后突然就不干了，买个机票就跑去了悉尼，到了机场才拨个电话跟Sam请辞，这事儿让Sam非常恼火。然而传奇的是，差不多一年以后，小马哥又回来了，而Sam竟然没事儿一样又接受了他。这事儿在我们这群Sam的中国员工里，甚至在Iquique的华人圈子以及圣地亚哥的一些社交圈里，都引起了好一阵波澜。虽然不乏诸如大肚能容、爱才之类的赞美，但更多的声音却是直言Sam像个傻逼，甚至有人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地断言他是个同性恋。就为这事儿，Leo还曾跟一个宁波商人干了一架，那个长了一口东倒西歪的牙齿的义乌老板在一次聚会中喝多了，拉着Leo不停追问有关Sam的种种传言，提到Maricon一词的时候，Leo瞬间把他按倒在地饱以一顿老拳。这事儿一开始闹得很僵，义乌老板因为在众目睽睽下被打了一顿，面子很挂不住，先是在众人劝阻的情况下咬牙切齿滴要把Leo剁成肉泥，然后又扬言要报警——好玩的是，当他说出要报警，拉着他的三两个同胞反而把手给松开了，那意思无疑就是说，与其报警，你不如现在去跟他打一架算了。没有谁愿意把这种事情摆到警局的台面上来处理。当然一口坏牙的义乌老板并不明白这其中的缘故，所以事情就变得多少有点两败俱伤了：Leo因为这事儿被罚了几千块美金的医药费，更糟糕的是正在申请的永久居留权被冻结了，即便后来跟智利人结婚，也没有能马上解除冻结，至今都还是每年一签的工作签证；而坏牙义乌老板则不断地被举报，无证驾驶、偷逃税、进口货柜夹带违禁品……最终在苦苦支撑了两年后，彻底离开了保税区。这件事的背后是一个大家都默认并尽可能遵守的规矩，那就是在中国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最好是在中国人自己内部解决，牵扯到圈子以外，是相当可鄙的行为，必定会受到全体中国人的排斥。

我从河边拐进一条小街，迎面就碰上了正用手推车推着一车货的Seba，他还是像过去一样，一丛用发胶精心梳理的莫西干发式从脑门一直延伸到后脑勺，除此之外整个脑袋都剃得光溜溜，一年多不见，肉嘟嘟的圆脸长了不少胡须，胳膊上有多了俩纹身。这个20出头的少年，拥有着不可多得的足球天赋，从10岁起就作为智利大学少年梯队的明星频繁被媒体曝光，如果不是那该死的伤病，他完全有机会在18岁前登上一线队的联赛赛场。在等级界限分明的圣地亚哥，以及所有的拉美城市，足球几乎就是贫民少年改变命运脱胎换骨的唯一途径，还没断奶就被老爹抛弃的SebastianSalas也一样。所以当他因为太多的伤病而被球队清理出门，他所受到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这样两条路子：要么拿球队打发他的那点钱去上学，要么找个工作。Seba选择了后者，因为他整个少年时代就没怎么好好读过书，并且他刚有了一个儿子。所以还没满18岁的SebastianSalas，没有成为第二个Marcelo，却成了第一个到Sam的圣地亚哥公司的第一个仓库工。

Seba有点不高兴，年轻的小孩总爱把心情放在脸上，但看到拦住去路的人是我，他就高兴起来了，咧着嘴笑呵呵地问怎么会是你。我俩站在街边抽烟，他给我看钱包里儿子的照片，“下个星期就过生日了，4岁。”他说，“你要在圣地亚哥呆多久啊，一起来给儿子过生日吧。”我说，我现在还说不准要呆几天，因为完全不知道英国大使馆那边多久可以批下签证，如果时间快我就能留在圣地亚哥等，如果时间慢我就得先回去。他点点头表示赞同，在圣地亚哥要住个像样的酒店花费可不便宜，“不过你为啥不住在公司里呢？和马一起。”他说。

“靠！那还不如跟你一起住，是吧。”我笑着说。

“是啊，他这个问题狂人，浑身上下每根毛都是毛病。”他说，“最近他越来越烦人了，你知道，他从不叫我Sebastian，我感觉他就是故意的，非要让我不痛快。Lucianoven，Lucianono，Lucianomalo我真的很不高兴。喔，你看，”他突然转开话题，“那边，多他妈结实的两条腿，夏天真他妈好！”他撅起嘴吹了两声口哨，街对面沿着河岸走的女孩子扭头到处看，他开心的笑起来。等笑声落下，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打算不干了。

“为啥，就因为你的头儿不叫你Sebastian？”我知道他为啥不高兴。他身份证的第一个名字是Luciano，和他老爸一个名。老Luciano大半辈子人都混在澳大利亚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为生，某一年回到圣地亚哥，遇到Seba的妈妈，两人热情似火滴过了几个月后，怀上了Seba。说不清是什么样的鬼使神差，这个闲游浪荡的家伙竟然决心要做一个合格的爸爸，并且据说还真的是做的非常不错，以至于年仅17的Sebastian的妈妈经常会在睡梦中甜蜜的醒来。好景不长的是还没等到儿子长牙呢，老Luciano就彻底的厌恶了平静的家庭生活，在一个阴雨蒙蒙的7月初的早晨，年轻的妈妈被孩子的哭声吵醒，发现身边的男人已经不见。老Luciano又回到了澳大利亚过着从前的生活，不定时的，有时三两个月，有时一年多，老Luciano会邮点钱给Seba的妈妈，但再也没有出现在他们母子俩的生活中。“我痛恨这老混蛋！”Seba不止一次地说过。

“我想去做海员，可以多挣点钱。”他说，“我还要活好几十年呢，我不想总是跟一大堆纸箱子混在一起。”

“那是，谁也不会这样想。”我附和着说。

“周围都是大海，不管从船头还是船尾望过去，看不见岸，船长一声令下，你就得玩命的干活……到了晚上，喝朗姆酒……”Seba像是在跟我说，又像是已经梦游到了海上，他把头昂起来，将嘴里的烟努力地喷向天空。我不得不提醒他，现在已经是21世纪，除了一些比赛用途的船之外，已经没有他描述的那种帆船在海上跑了，现在的海员，大部分时间得呆在甲板下面干活，并且，喝朗姆酒的机会一点也不会比在岸上多。

“那也没啥大不了，要知道那总归是在海上。”他说，抬脚踢了一下身边手推车上的箱子，“我得干活去了，晚上我一定要请你喝一杯。”

我们先拥抱再击拳，就此告别。

周三不是星期三